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记者|王晓涛

在7月19日上午举行的“2019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乔润令语出惊人，他说：“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县域经济正在逐步被边缘化！随着大批强县改区，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百强县的含金量大幅度下降。”

事实的确如此，过去全国县域经济发达的代表省份是广东、江苏和浙江，而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广东，许多百强县改成了区，珠三角最发达的6个地市已无县域，全部是区。在江苏，2006年，百强县前10名的武进从百强县中消失，并入常州市区；2012年，苏州将吴江并入市区，一跃成为苏南城区面积最大的城市，苏州城区直接与上海接壤；2013年，南京市最后两个县溧水与高淳撤县设区，南京成为一个无县的城市。在浙江，县域经济发展高峰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3，由于县域经济产业层次低、研发人才等创新能力弱、金融及土地资源有限，严重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如今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平台已从县域转向大城市。2001年，浙江提出把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作为推进城市化战略的重点，浙江省“十二五”规划又提出做强省域中心城市，通过大规模撤县设区，当初的萧山、余杭、绍兴、上虞都告别了县域，浙江从以县域经济发展、小城镇发展为主，转向了以大城市发展为主，目前正在大力培育杭州、宁波、温州三大省域中心城市。

乔润令估计，全国撤县设区的速度至少在2030年之前停不下来。在他看来，关键被边缘化的还不是县域经济本身，而是中国发展的重心和引领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即中国进入了大城市引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县域经济面临动力再造、方向再选择的问题。他表示，中国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创新需要的平台、机会、人才、信息、资金、技术、国际合作等机会几乎全部集中在省会大城市，致使省会大城市成为创新发展的引领者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乔润令提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城市首位度”，意为城市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例。就省会城市而言，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城市首位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且增长越来越快，例如，西宁为48%，长春为40%，哈尔滨为39%，成都、武汉和西安为35%，兰州和长沙为30%，其中，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城市首位度普遍高于东部省会城市。

乔润令认为，县域经济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优质创新资源缺乏，创新能力有限。他表示，县域经济真得需要一个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发展思路。他将县域分为都市型和农业型两大类：前者是一种非典型的县域，其发展方向是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是与大城市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承接大城市的资源、产业、人口外溢，通过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完善城市功能，增强产业人口吸纳能力。后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农业资源、田园风光、生态资源、乡土文化资源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如生态+康养+文旅的特色农业、三产融合的新型业态的农业。

最后，乔润令提出发展县域经济需要三大创新：一是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传统的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是“两头在外”，技术含量最低、利润最少、污染最多，县域就像一个生产车间，最赚钱的两头都没有，因此做产业无论多少，关键是要把一个产业的全产业链全部留在县域里，能够得到两头的高额利润。二是平台创新，搭建新的平台，引进城市的资本和人才等创新资源作为发展要素。三是融资模式创新，政府不要再大包大办了，要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政府类资金的使用要变无偿为有偿，同时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生态资源，进行直接融资，避免间接融资，因为后者的融资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