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9月18日讯 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近日指出，我国产业体系发展有三大优势：国内市场大，产业体系全，资本估值大。但同时短板也不容忽视，如果不能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将会对发展优势形成制约。

仅以口罩生产为例，疫情以来，对口罩等防护用品的需求增长巨大，依托这样的优势，我国化工原料、口罩机等设备也迅速形成了产能。但是口罩生产设备中的关键零部件喷熔磨头，却多数要依赖国外厂商供货。

顾强说，每个产业、每个行业都会存在短板，而短板背后，实际上是核心技术的积累和竞争。中美贸易摩擦，也可以归结到信息技术的较量，并最终表现为芯片的竞争。芯片中有数据、算力、算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和人才竞争力的问题。高等教育以及背后的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核心技术的提升。

在5G技术领域的基础标准中，华为可以占到35%以上。离开华为，5G的技术标准就残缺不全了。

双循环：挑战与短板并存

顾强说，如果外循环受到影响，与之相关的众多产业都会遭受严峻的挑战。从经济运行的基本数据看，目前我国的货运总量约515亿吨、能源产量约为38亿吨标煤、能源消耗总量约46亿吨标煤、材料产量为36亿吨。这些消耗数值，有20%是用于国外循环。如果国外循环部分有所减少，我国自身循环的一部分也会相应减少，例如大规模基建、房地产投资，都可能会处于下降通道。

产业价值链重塑的任务，因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变得更加艰巨。分析我国产业价值链的重塑，首先要从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关注企业的内外两种发展动力。外在支撑体系，包括整个国家的产业体系、资本市场和交易成本等；而企业内在发展驱动力，包括关键技术、品牌发展和销售渠道等。

从外在支撑体系看，我国资本市场的支撑能力已经得到有效提升，中概股很多企业回归国内资本市场，显示资本市场对创新的驱动作用正在逐步发挥。

外在支撑体系也存在挑战，如交易成本中的物流成本，我国物流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另外，产品中的其他分摊成本也不容忽视。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汽车中的“养老成本”，美国企业是日本的三倍。所以，高昂的“养老成本”使得金融危机之下的通用难以承受，不得不寻求破产保护，最终克莱斯勒被菲亚特收购重组。

今天，我国的产业无论是在哪个循环里，这类成本也是非常关键的。而这部分成本又是单个企业无法控制的，需要依靠整个国家、整个体系的力量去解决。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内循环：依托都市圈协同化发展

目前，国内产业空间正在加速重构，新的布局呈现出空间上的集中或分散的特点。在新兴产业领域，空间上出现了高度集中，并且是加速集中的趋势。比如说科创板申报企业的布局主要在最核心的五六个城市，而在五个城市里最核心的区域，则集中在深圳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张江高新区、中关村这样的园区中。

顾强认为，目前产业空间大规模重组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都市圈产业生态下的“链状+空间梯度+云状协同”，体现了地方化、集群化和植根性，并且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二是在全球主要的核心城市出现创新尖峰的现象，呈现出创新的“再中心化”趋势，创新不断向大都市集中。三是从空间上，将实现“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的耦合。在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制造业高地围绕创新尖峰形成这样的生态关系。例如从上海到合肥，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无论从材料、自动驾驶技术、资本等各方面，实际上就形成了上述的产业生态关系。

都市圈：产业垂直分工内循环

顾强说，都市圈范围的小循环，特别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内部循环同样不容忽视。以消费品产业为例，围绕都市区域形成了满足都市消费需求的内循环。华夏幸福在霸州都市食品产业园的两个代表企业，包括海底捞的中央厨房，还有稻香村的生产基地，实际上就形成了都市圈中的内循环。

而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垂直分工深化，也将为产业链的深度多元化提供机会。从中关村到怀来再到张北，都市圈核心区域主要以数据和软件为特色，而都市圈外围，目前主要做存储，一些特定环节，比如数据清洗、贴标签等相关的工作也有机会逐步转移到都市圈外围。

顾强举例说，在美国杜勒斯机场到华盛顿的50公里范围内，形成了全球互联网产业的高地，集中了大量的AWS存储器，并实现了数据存储空间的交易，全球70%的IP流量在这个区域创建或通过，在此形成了一个互联网产业的走廊，并有望成为引领下一轮技术周期的互联网靶心，这值得我们借鉴。

产业空间治理处理好四大关系

顾强说，新格局下的产业空间治理需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是空间管控与市场选择的关系。产业向大都市周边外溢发展的趋势明显，而建设用地空间在强规划和强管控下，出现与市场选择相背离的问题，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应妥善处理，平衡二者关系。

二是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地方在发展产业的冲动下，加大补贴、市场准入等选择性产业政策非常普遍。而这也导致众多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带来市场扭曲，尤其在在新兴产业发展领域。这在产业控制治理过程中应着重注意。

三是政府规制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政府的政策和规制为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新兴产业领域，营造有利于区域非正式制度形成的环境。所谓非正式制度，是通过集聚企业家、资本和人才，形成默会知识，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匹配，构建行动者网络，这些更易于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生态。

四是供应链协同与价值链分配的关系。新格局下，价值链加速重塑的同时，空间上也出现相应调整，在产业空间治理中应加强两者之间的匹配与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