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备的产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条、高素质的产业人员，以及巨大的市场，这是中国展现给世界的“中国概念”。
另一个深刻的改变也悄然完成，那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完成了技术换市场、资本与市场融合、本土伙伴关系布局这三个阶段之后，与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到以开放型生态圈实现协同生长阶段，正在形成更为紧密的、互相依存的多方位协作共赢格局。
市场与技术的交换
“市场换技术”源自上世纪80年代初汽车工业提出的“技贸结合”，当时由于公务活动和经济发展的急需，批准进口一批轿车和轻型卡车。这一举措大约酝酿于1979~1981年，政策形成于1982~1983年。国务院在1983年正式下发《关于加强和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缺口技术。1984年，被确定为加速中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经济学院院长龚刚表示，“市场换技术”是中国按照自身比较优势所制定的一项产业政策。
“按照这一政策原则，中国在引进外资时通常会以合同的形式要求外资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一段时期后，向中国的合资企业转让技术，这样一项政策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龚刚说。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跃也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如果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汽车，如今的汽车市场根本不复存在，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实际上，最早引进外资更多地是引入制造技术，这一期间也探索创造了许多灵活有效的技术引进方式，包括引进技术开发。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则是以利用外商投资为主要的引进方式，对研发、研究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进增加。
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以市场换技术是无奈之举，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单纯以市场换技术，技术引进的最终目标是从进口替代提升为出口导向，使得企业有能力面向国际市场。
中国选择市场换技术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发展。以国际贸易比重数据为例，这一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的28%上升至1993年的32%。
另一项数据也在印证着这一变化。截至1994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1718个，协议外资金额3033.0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55.77亿美元，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约为10万家，就业人数达1400万人。
市场与资本的融合，优势互补
吸引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门户进一步扩大，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外国直接投资在境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外资也在中国获得潜力巨大的市场。
1979-1984年这5年里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仅181.87亿美元，不到1992年一年外资利用额。此后的外资使用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中国共签署技术引进合同3900份，总金额90.91亿美元，其中技术费43.95亿美元，占合同金额的48.43%。2001年和2002年的技术引进规模继续扩大，两年中所签订的技术合同引进金额就达到265亿美元，比1999年和2000年的总和增长了3.5倍，这其中60%都来自于欧盟国家。
技术引进的成效不仅表现在量的不断增长，而且也表现在对输出技术国的选择变化上，选择的对象越来越多元化，不再只局限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来自欧盟等投资也逐渐增多。另外，项目的技术含量也不断提高，不过技术引进的项目地区分布仍然不平衡，主要集中于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等经济发达的地区。
中国开始更加重视对资本的使用，这一变化又会再促进产业机构的升级，但并没有出现外资担心的挤占现象，相反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让外资进一步加大投资。
1988年，当时的邮电部、武汉市与荷兰飞利浦共同创建了一家员工仅百人的公司。技术完全依靠国外引进，只能按既定标准生产光纤，年销售额尚不足亿元，这就是成立之初的长飞。之后，长飞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光纤光缆生产企业的龙头企业，全球产量名列前茅。长飞发展靠的就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通过技术引进，中国提高了产业技术水平，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资本是经济起飞的关键，对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多经济学都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其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理论。在该模型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更进一步的为改革初期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成为中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储蓄资源，当国内的储蓄资源受到约束时，可以转向利用国际的储蓄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本土合作关系布局
中国市场让外资企业获得回报，但是随着中国成本的不断升高，这也成为外资在2010年之后越发关注的问题。有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1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了60%，而人力成本还在不断上涨。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14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就显示，2/3的欧资跨国企业表示在华经营感觉压力增加。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不断发展，外企“超国民待遇时代”的结束，跨国企业在华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需要做出与时俱进的转弯。跨国企业当下在中国正面临三大困境：人力成本上升、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急剧提升、中国法律和政策环境愈加完善。
长江商学院教授滕斌圣认为，中国已经不只是、而且也不应该只是“世界工厂”了，中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跨国公司不能短视地只看眼前的利益、从富裕人群身上谋取暴利，而应该是长期深耕细作。
外企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适应新的环境，同时要跟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合作，在这一趋势下，外资企业纷纷与具有竞争实力的本土企业发展商业伙伴关系，外资企业希望全面激活中国消费市场,具有竞争实力的本土企业旨在以全球重点产业和区域市场为核心，提高跨境业务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影响力。这一阶段下，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联盟，更多是建立在“市场导向”前提下，合作模式与成分较为单向单一。
打造开放型生态圈，协同生长
2018年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率=美国GDP增量/全球GDP增量，美国2017年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为16.14%）接近30%，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者第一。
根据IDG的测算，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45万亿美元，全球数字经济的比重将超过50%;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之一。到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8.5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的比重将超过 55%。
经济观察报的2018全球商业领袖调查报告显示，物联网和大数据市场的快速发展，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机会，但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都要做好准备。
经济体量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此时则面临着艰难选择，主动减速换挡、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而在这一多元多层次变化下，外资企业也纷纷重新定义其角色与价值，打造开放型生态圈，同合作伙伴协作共赢，更好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生态圈背后逻辑与特征即为：更注重协同发展，构成上较为多向、多边，以开放协作实现互通共赢。
结束语
2018年8月，中国大飞机C-919试飞成功，这被看作是市场换技术时期的“结束式”，更多的资金投向研发。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金融开放需求以及产业链重构，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休恩泰勒提出，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持续改进过程，产业知识基础有可能在不同的知识系统间发生非连续性的转换，企业需要通过培育或吸收新知识以不断地改变自身的技术结构，从而适应产业知识基础的变化。相应地，在模块化背景下，随着架构技术成熟度的变化，组件知识对于集成企业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
正如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中国现在不但需要外资，还要引进人才，需要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
中国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强大的增长引擎。中国正在持续、大力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对外开放。而在此基础上，跨国企业只有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企业协同发展迈入4.0阶段，在中国才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