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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先行示范区使命担当与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考

2020-11-02 07:05     中国发展网

中国发展网10月29日讯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大湾区纲要》)以及《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先行示范区意见》),标志着深圳全面迈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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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角看,湾区经济是最具竞争力、最富活力和创新力的发展模式,一流的世界级湾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顶层地位,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其发展基础集中体现在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正因为如此,粤港澳大湾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发挥着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其不断演变的金融结构特征对中国经济面向创新的转型升级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助推中国新经济发展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由此可见,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和《先行示范区意见》的双区驱动的国家战略,其重要性不亚于我国其他任何国家战略。尤其是先行示范区的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五个战略定位,彰显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因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广泛影响,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刻,积极推动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推动海南自贸区建设等具有同等战略意义、重要性和紧迫性。它既能够充分彰显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决心,又能巨大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更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转为危机、再创辉煌。

《大湾区纲要》将深圳定位于全球创新创意之都、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重点关注四个“发展聚焦”:一是聚焦香港澳门,助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借一国之本两制之力,发扬强强联合;二是聚焦创新合作,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三是聚焦辐射引领,实施“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战略,落实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四是聚焦先行先试,通过对标全球最高最好最优的目标,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先行示范区意见》对深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五个战略定位,并给予了深圳重大的政策支持,包括:1.可以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2.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3.广东省要积极创造条件,全力做好各项支持工作,深圳要落实主体责任;4.支持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进而助力深圳实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的发展目标。

一、大湾区战略与先行示范区使命的历史传承

(一)“双区”战略的历史内涵传承

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说大湾区战略是吹响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号角,那么先行示范区建设则是第二次改革开放之中新特区伟大实践。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一方面,“双区”战略要求在“先行”中寻求突破与创新。在40年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过程中,深圳敢于在思想上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束缚,敢于在实践中突破旧体制和法律法规的束缚,并根据现实需要大胆创新,搭建了“以立为主,破立结合”的新体制框架。这是深圳未来发展必须一以贯之的方向。

另一方面,“双区”战略要求在“示范”中扩大改革开放成果。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以深圳为试点,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更重要的是以点带面,使深圳的先行先试政策和经验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事实上,深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已经表现出良好的示范效应,过去已有大量的创新性政策和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例如,199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在《深圳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发展若干规定》的文件中,率先将高新技术成果入股占比上限由25%提高至35%,这不仅对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先发优势和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多年以后我国《公司法》相关条款的修改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双区”战略的历史经验传承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来看,深圳40年取得辉煌成绩的主要经验,归根结底是坚持了“四个自信”,这也是先行示范区建设必须传承的历史经验。

1.坚持道路自信

深圳坚持道路自信集中体现在坚持了改革开放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深圳善于处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三大矛盾,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其次,深圳善于从改革的角度分析问题,并将不断深化改革作为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最后,深圳善于用客观、辩证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落实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

在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道路,并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圳特色。其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把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定位、政治大局,确保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2.坚持理论自信

“一国两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和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实践经验表明,“一国两制”既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同时又为深圳学习借鉴境外先进经验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不仅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同时也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参考,对于深圳改革进程中重大困难的破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与国际最发达的城市竞争,直至成为世界标杆城市,必须继续践行“一国两制”理论,充分发挥香港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实现深港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与国际市场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无缝对接。

3.坚持制度自信

深圳坚持制度自信集中体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1980年成立特区以来,深圳就开始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向。正是由于深圳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处理好市场和政府、民企和国企之间的关系,才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为深圳的创新和繁荣提供持久的动力。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必由之路。未来还要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更具创新性的结合,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坚持文化自信

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了思想创新、敢闯敢试的文化精神,尤其是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长期以来都在高度务实地为深圳企业制定一系列支持政策,竭尽全力创造规范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

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战略的实施必须像80年代建设经济特区一样,从历史高度和全局意识出发,实现更高层次的思想突破。这不仅需要加快发展“双区”文件中提到的5G、人工智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先试、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寻求更加广阔的改革、创新、突破空间,将境内外城市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

二、大湾区与先行示范区发展的新时代特征

(一)时代背景的差异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面临两大背景,一是对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路径存在思想上的不统一;二是经济基础薄弱,生产设备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在该时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得到显著增强,但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尤其是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叠加国内经济的持续承压和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将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作为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为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提供支点,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创造契机。

(二)发展规划的差异性

正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使得两个时期深圳的发展规划也存在显著不同。

1.发展目标不同

过去由于经济水平落后,制度相对不健全,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制度和法律法规、各类市场、各类所有制企业、各类生产技术、各类生活保障等方面实现从无到有,由此催生了深圳一大批“全国第一”的创新性举措。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深圳主要目标在于巩固和扩大改革开放初期的成果,逐步实现经济从小到大和从弱到强,并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城市。

先行示范区则是着眼于未来深圳30年的发展目标,尤其是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的最终目标,实现从国内领先城市到国际领先城市的第二次飞跃。

2.发展重点不同

尽管深圳过去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事业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其重点仍然是围绕物质文化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展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经济增速也被当做衡量改革开放成效的核心指标。

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则充分考虑了新时代下的发展要求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全面开展先行先试与示范。五类建设规划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彼此需要形成综合关联,而不是单向关联。因此,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点是全方位的打造国际标杆城市,而非单纯打造经济领域的国际标杆城市。

3.发展使命不同

过去深圳的改革开放主要聚焦于自身发展,同时承担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试验田和输出成功经验的使命,香港更多地是作为深圳学习的城市范例。

而先行示范区的建设除了完成过去先行示范的使命外,还承载着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好贯彻“一国两制”、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重任。《先行示范区意见》充分考虑了深圳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深圳与香港在经济、产业方面的合作、互补。同时,也考虑了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来加强“一国两制”方针的关键举措,从而更好实现深港融合发展。

三、大湾区与先行示范区发展的若干约束

(一)发展硬约束

改革开放初期的硬约束主要体现为制约生产的因素,包括技术障碍和资金不足,而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后,城市话语权和决策权成为制约深圳重大创新突破的因素之一,该约束在中央事权高度集中的金融业表现尤为明显。

在当前金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必须实现深圳金融由点向面的发展,由过去的金融规模扩张向金融广度和深度的扩张,而这些都离不开深圳较高的金融话语权和决策权。因此,深圳需要积极向中央争取提升行政级别,或者增加中央驻深机构的自主决策权,不断推动重大金融工程在深圳落地。

与此同时,先行示范区的建设还面临土地资源的硬约束。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深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生产规模和企业集聚度相对较小,已有的土地储备基本能够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然而,伴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实际人口的快速增加,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深圳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突破土地资源约束是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二)发展软约束

改革开放初期的软约束主要是思想上不统一形成的障碍,而当前金融创新发展的软约束之一是深圳相对缺乏的金融政策环境和生态环境限制了先行先试的突破空间。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在深交所的基础上打造更多国家级交易所等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在传统金融领域补齐短板,在新兴金融领域先行示范,才能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深圳建成国际标杆城市的定位,才能促进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优势互补,充分分散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实现在全国打造多个世界级金融增长级的目标。

与此同时,缺乏与境外标杆城市的充分竞争也是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软约束。过去深圳主要以学习香港和国外先进城市的经验为主。随着自身逐渐发展壮大,深圳必须具备与国际标杆城市竞争的视野。积极构筑新规则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对标纽约、伦敦、香港金融市场体系,率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制度体系和运行规则。全面深化与国际领先城市在金融市场、金融人才培养、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和组织等方面的合作,增强深圳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四、大湾区战略机遇与先行示范区历史使命下的创新与突破 

(一)顶层设计突破

由于先行示范区在建设过程中涉及大量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需要向不同的部委申报与协调。由下而上的、未经统筹的、分散的申报方式,难以形成合力,影响取得成效的速度。因此,为了提高先行示范区与中央部委之间的协调效率,积极争取中央各部委以更大力度推动重大政策在先行示范区落地,有必要中央层面在深改组下设立先行示范区统筹协调机构——中央先行示范区办公室,进行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顶层统筹。

(二)资源突破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追求高质量发展、勇当可持续发展先锋是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应有之义。然而,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深圳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因此,在继续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需要突破土地匮乏等资源上的瓶颈。一方面,需要争取中央、广东省同意深圳适当扩容,并加快在新增土地上形成生产能力,让深圳充分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深汕合作区等土地资源,承载深圳支柱产业的空间转移,以此进一步提振深圳经济和先行示范区发展的预期。

(三)金融融合与协同突破

1.利益格局突破

一方面,需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宽的视野,谋求更广的空间、更大的作为,更加有的放矢地开展粤港澳在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汇聚国际金融资本,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战略枢纽。

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深港合作园区的开发模式问题,推动深港国际创新合作区模式创新。深入对接“港澳所需、深圳所能、湾区所向”,在推动合作区建设上实现利益格局向港澳倾斜,可以打造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样板。

2.监管协同突破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和监管规则的差异,同时也存在各地区之间的博弈,需要建立高层级的监管协调机构,促进各地区监管合作与关键领域的监管突破,从而有利于广泛汲取各地区的发展诉求,充分发挥各地区的金融和产业优势,积极推动区域融合和创新发展。

3.法律协同突破

由于粤港澳三地适用法律存在差异,导致三地跨境金融业务开展存在困难,需要采取择优、从简、求同的方式以及国际仲裁等途径,加强粤港澳三地法律协同突破。根据《先行示范区意见》中提出的法治政策保障,在中央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积极推进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加快实施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主导大湾区立法、先行示范区立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全球市场发展竞争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优越性和巨大成就。

4.货币协同突破

长期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港澳与珠三角九城市金融的联系、融合和一体化,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在大湾区范围内人民币、港币、澳门元三种货币分别流通,统一的金融市场被分割。

一方面,可以尝试借鉴欧盟发行欧元的经验,以大湾区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探索发行与人民币挂钩的大湾区统一货币。在不同主权的国家组成的欧盟尚且可以统一货币,在中国共产党统一坚强的领导下、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框架下,我们更应该以大湾区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先行开放区,加快推进大湾区统一货币,同时解决三地三币的障碍,以及人民币全面国际化的金融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为做好区块链领域创新工作,并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支持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和移动支付创新工作的意见,在央行统筹下,探索区块链技术与DCEP结合的大湾区应用情境范本,打造符合粤港澳三地对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需求的可复制推广模式,为更广阔的国际化市场应用情境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四)金融国际化突破

深圳金融创新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城市。通常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必备要素包括优质的营商环境、便利的货币流动、发达的金融市场、高效的法律监管体系、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充足的人才储备、良好的国际影响力等。因此,深圳实现金融国际化突破的关键在于打造与国际先进城市相匹配的金融基础、打造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市场、打造跨国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业态、打造以金融科技为亮点的金融创新高地。(本文观点系参考借鉴恰逢今日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先行示范区金融创新发展研究》合著)

作者:林居正

【责编:郝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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